“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

程猛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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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品

1.程猛. 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程猛、康永久. 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年轻人：“懂事”及其命运. 中国青年研究，2018（5）。

3.程猛、陈娴. “读书的料”及其文化意蕴.基础教育,2018（5）。

4.程猛. 农村出身：一种复杂的情感结构. 青年研究，2018（6）。

5.程猛、康永久.“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4）。

6.程猛、陈娴. “循规者”的文化生产. 青年研究，2016（2）。

作品简介

近四年来，我的研究聚焦于当代中国一群特别的农家子弟。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历经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最终进入了精英大学。这群农家子弟的特别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作为建国以来第一代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成长的农家子弟，其成长经历伴随着中国社会几千年从农业社会步入商业社会的大变局。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的政治分层逐渐被经济分层所替代，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更加显著，地域之差演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其次，他们有着共通的跨越城乡边界的求学和生命历程，城乡二元结构深刻嵌入其生命历程当中。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致使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愈演愈烈，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生命早期进入城市求学，深刻体验着城乡不平等。再次，在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影响下，这些农家子弟不仅在经济地位上处于社会底层，在政治身份上也处于底端。相比于城市社会底层子弟，农家子弟身上交汇着地域、身份和阶层三种结构性力量。

从空间上看，这群农家子弟的求学历程是以家庭为中心，从农村、县城、小城市到大城市一圈圈向外扩展的波纹型变动。从时间上看，他们的求学历程也是一次次从家返校，从校返家的候鸟式流动。与父辈不同，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农村生活的过客，他们最终会在城市从事中产阶层式的工作，成为“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美谈。人们大多注意到了他们外在的学业成功，却不清楚这样一场漫长的“子不承父业”的阶层跨越之旅中特殊的内心体验与社会行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特朗德曼（Mats Trondman）所言的当代中国的阶层旅行者（class travellers）（Trondman，2006；2018）。他们历经寒窗进入精英大学，最终是为了实现阶层突破，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他们的大学生活最终会“不成为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姑妈，他们的父亲。”（Hurst，2012）

我更愿意用一个中国本土的隐喻来指代这样一群农家子弟：“读书的料”（college material）。这项有关“读书的料”的研究的灵感来自于与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的文化生产理论以及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文化资本理论(Bourdieu 1986, 1990)的对话，但最终这里所呈现的研究结论又与这些理论非常不同。下面的文字是我最近出版的著作《“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的摘要：

在保罗•威利斯的经典著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循规者”是创造“反学校文化”的“家伙们”的陪衬(Willis 1981a, 1981b)。国内研究者也大多沿袭这一范式，聚焦底层违规生的文化生产(熊易寒，2010；周潇，2011; 熊春文等，2013; 李涛，2014)。这种文化生产的逻辑是：底层子弟通过生产群体亚文化，主动放弃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最终陷入阶层复制的自我诅咒。在这类研究里，取得高学业成就、最终可能实现阶层突破的底层子弟被选择性遗忘了。这类底层子弟真的是《学做工》所刻画的“书呆子”吗？“循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文化生产？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绽放于何处？

基于以上疑问，本研究反其道而行之，将注意力转向底层子弟在取得高学业成就、实现阶层突破进程中的文化生产。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最终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为我们在中国情境下探索“阶层突破中的文化生产问题”提供了理想的样本。本书将这样一群农家子弟称为“读书的料”。借助自传社会学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本研究试图解释性地理解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在通过教育向上流动过程中的文化生产及其非预期后果。为此，论文拓展了文化生产理论的适用群体和时空范围，围绕“读书的料”的成长叙事，探寻他们的意义世界。

研究发现：（1）存在一种遵循“物或损之而益”逻辑并最终通往高学业成就的文化生产。“读书的料”创生出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所有这些有力地支撑着他们的学校生活。（2）“读书的料”的文化生产突显出中国底层特有的文化资本。据此可以认为，农家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关键不在于其弥补了自身文化资本的缺陷，而是充分利用底层特有文化资本的结果。（3）底层文化资本是一柄双刃剑，其局限性一直存在并在进入大学之门后愈发凸显。先赋性动力经常伴随着极大的后坐力，道德化思维潜伏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学校化的心性品质则高度依赖及时激励的制度情境和强有力的公共教育体系；（4）底层子弟的文化生产具有复杂性，伴随高学业成就而生的是一个隐匿的暗面。在逐级跨越学业阶梯的过程中，他们生发出了一个复杂的、以农村出身为中心的情感结构，身心难得自如。“懂事”虽然让他们融入了家庭共同体，但也同时框定了他们的家庭角色，限制了他们的情感表达，衍生出与家人爱怨交织的关系结构。此外，他们还在阶层和文化穿梭的过程中成了村庄的边缘人，面临人际交往的双重高墙，缺乏文化归属感。（5）“读书的料”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另一代价是基于个人苦修之上的片面发展，引发严重的成功焦虑，承受贤能主义的竞争风险，陷入异化与自我疏离的困扰，甚至走向成功与幸福相对立的道路。

由此可以进一步确认：第一，在反学校文化之外，创造性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通过某种意义上的“循规”，进行主动的文化生产，最终走向生活重建和阶层突破。“读书的料”并非完全基于天生丽质，其背后有一个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家庭和学校生活实践的道德世界，这样一个世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自身的能动性。由此可见，“循规”也是一个文化生产过程，家人关系则是探索高学业成就的底层子弟文化生产的重要面向。第二，文化资本不是均质化的存在，社会底层也有其独特的文化资本。底层文化资本即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这种文化资本不是自然之物，只有在文化生产中才能呈现自身。底层文化资本理论以其特有的方式将文化生产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相连，沿着布迪厄与威利斯未曾料想到的方向发展了他们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也颠覆了“底层缺乏文化资本”这一为学界默认的观念。第三，对底层子弟而言，要么因抵制而被淘汰、要么被中上阶层文化同化和笼络而背叛原生家庭的二律背反并非铁律。阶层和文化穿梭促成情感定向的重叠交织。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并没有完全割舍与原生家庭的文化连接，而是情感上与家人爱怨交织，在行动中创造性地重建着家人关系。

“读书的料”的高学业成就既受制于底层的客观经济条件，又同时受益于其主观意向状态的创造性力量。威利斯忽略了高学业成就的底层子弟可能具有的文化生产能量，布迪厄则忽略了行动者的个人意志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物或损之而益”的思想路径在他们的理论设想里没有丝毫的生存空间。“读书的料”的人生是披荆斩棘的旅程。对他们而言，客观的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宿命，底层文化资本不是永恒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心理和情感结构的藩篱也并非不可逾越。在一个更加健全、公正、多元和开放的社会中，“读书的料”作为一个地位群体所体尝的痛苦将会得到减缓，其文化世界面临的风险也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

部分参考文献

Bourdieu, Pierre. 1986.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J. E. Richardson (ed), New York: Greenword.

Bourdieu, Pierre &Jean-Claude Passeron, 199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Hurst, Allison .2012. College and the working class：What it takes to make it，Sense publishers.

李涛. 2014. 底层社会与教育——一个中国西部农业县的底层教育真相[D].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Trondman, Mats. 2006. “Disowning knowledge: To be or not to be ‘the immigrant’ in Swede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9(3).

Trondman, Mats. 2018. Educating Mats: Encountering Finnish ‘lads’ and Paul Willis’s Learning to Labour in Sweden, Ethnography, vol.19(4).

Willis, Paul. 1981a. Learning to Labo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b “Cultural production is different from cultural reproduction is different from social reproduction is different from reproduction”, Interchange, Vol.12.

熊易寒. 2010. 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J]. 开放时代（1）.

熊春文. 2013.义的双重体验——农民工子弟的群体文化及其社会意义[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1）.

周潇. 2011.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J]. 社会.（5）.

作者简介

程猛博士目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管理与教育政策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2017年，程猛博士在北京师范大学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2017年至2019年，他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做博士后研究。2015至2016年，他还被选派至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进行访学。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试图解释为什么来自社会底层的农家子弟依然能够取得高学业成就。基于对大学生教育自传的分析，他提出了“底层文化资本理论”，认为这群农家子弟生产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资本——底层文化资本（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2. 取得高学业成就、实现阶层突破的非预期后果（中国青年研究，2018；青年研究，2018；基础教育，2018）；3. 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在攀爬教育阶梯过程中的文化生产（青年研究，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他目前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之一是“当代中国农家子弟的阶层旅行与文化生产”。此外，他还在结合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进行大学生心理和精神健康相关的研究。他的邮箱是chengmengbnu@126.com，欢迎来信！